国产医疗器械创新之问
在1月31日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人民政协报社联合主办的健康智库沙龙上，委员、专家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就“国产医疗器械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我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销售额比例与全球基本一致，都是1:3，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1，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仍有很大潜力。
何维：加速创新需要政策给力
2015-02-04期06版
2014年全球药品市场1万多亿美元，医疗器械市场3610亿美元；国内药品市场1万多亿人民币，医疗器械市场3450亿。因此，我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销售额比例与全球基本一致，都是1:3，但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1，这折射出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仍有很大潜力。
我国医疗市场（器械加上药品）的行业发展态势还不错，近些年的增长速度已达两位数，这是很可观的，但它的实际贡献度还不够，在国际上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发展空间非常大。就医药器械市场而言，其发展受以下因素限制：一是受到医保的影响与制约；二是该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高回报、长周期、多学科交叉、系统性强等特征；三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与人体生命健康相关等因素形成了高门槛，也使其具有垄断的产业形态。
为促进我国医疗器械制造业发展，我提五点建议：
一是制定强有力的促进国产医疗器械发展的产业政策。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尚无清晰有力的产业政策。建议国务院出台指导意见，在战略上将其纳入高端制造业的范畴，并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新时期三大战略相结合，做好生产、销售的国内外布局与发展规划，各有关部门在生产标准、价格、知识产权保护、财税等方面都要有具体的支持措施，并注意医疗器械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结合发展。
二是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制定国家医疗器械使用政策。对医疗器械在我国医疗机构中的资源配置、应用效益、服务价格收费等环节作出规定，并做好医疗器械使用效益评估，这一点可组织中华医学会等行业协会进行技术评估。注意发挥医疗器械在深化医改中的作用，财政资金应该优先购买国产自主创新医疗器械。有关服务价格收费及医保报销水平，卫计委可会同发改委、人社部共同商定。
之所以强调产业政策和使用政策，是因为我认为此两项政策叠加，可上升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层面，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区间调控中把医药器械作为定向调控的一个重点。倘若如此，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将迎来春天。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政策。首先要抓源头创新，注重知识创新对医疗器械研发的支持作用。同时，关注多学科技术的整合集成，形成新一代创新产品。举国体制要在市场竞争前的阶段发挥作用，起到强化国家目标与意志、组织协调多方力量、促进技术交融、推出产品研发方向等宏观指导与行政协调的重要作用。其次，在已形成供检验的产品阶段，应该尽量市场化，充分利用市场投融资发展。最后，对于创新者，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尊重，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不能让创新者吃亏。
四是加强对医疗器械市场的监管。
改革目前“重入轻管”的局面，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加强对医疗设备的后期监督，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
五是加强立法和执法保障。在即将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对与基本医疗服务相关的医疗器械使用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在非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时，对于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可以有方向性、支持性指导。
(何维，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
原创不足是最大问题，以色列经验值得借鉴。
霍勇：医疗器械创新主要来源于医生
2015-02-04期06版
我国整体医疗市场规模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就医疗器械而言，我国明显滞后。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量上，更体现在质上。医疗器械产业是高技术产业，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产业之一。但是，目前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偏少，市场占有率也明显不足，换句话说就是原创的东西比较缺乏。
以心血管领域为例，2013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量超过45万例，使用支架近70万个，其中超过3/4的市场已经被国产支架占据，但很多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在我们手中。
在医疗器械创新方面不得不说说以色列。这个人口不足800万的国家居然有近800家生命科学公司，其中半数是医疗器械公司，以色列人均医疗器械专利居世界第一位。现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球囊、支架、人工瓣膜，很多都源于以色列。他们的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在以色列，很多新的医疗器械都来自临床医生的创意。其实，医疗器械创新主要来源于医生。企业也可能有好的创意，但因为不在临床，不可能全面细致地了解疾病诊疗需求，所以对器械的需求和存在的不足，不会像医生那样清楚。在以色列，国家从政策上鼓励临床医生参与医疗器械研发，给予医生丰厚的回报；科技成果向产品转化的渠道畅通，科研院所和医院都有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医疗器械研发，投融资体系比较健全，风投很愿意介入。在以色列，医疗器械从创意到产品上市就是一个接力赛，各个环节都比较顺畅。
现在中国医生每天连病人都看不完，根本没时间搞创新，也缺少这种意识，更重要的是缺乏动力。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他们规定：医生的创新成果归自己所有，所产生的效益80%都归自己。从国家层面也应出台政策，鼓励临床医生参与医疗器械研发。
另外，创新产品一旦出来，我们如何尽快地审批让其入市，形成生产规模，尽快走入临床，也是一个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这两年做了很大改进，发布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试行)》，为创新医疗器械开了绿色审批通道，简化了审批环节等等。但是还需要不断改进，让更多的有创新的、好的产品走向市场、走向临床。
推动国产医疗器械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我国绝大部分医疗器械都需要进口，人家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不给你。只有自给自足，才能不让人家卡脖子。比较典型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目前我国每年新发急性心梗约70万例，其中能够有效救治过来的只有5%。这里有患者及时就诊意识不足、急救体系不健全、医院救治能力有限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医疗器械方面的原因。有些患者没钱，医保不报销，你让一个进口企业减免器械费用，可能性不大。如果国产医疗器械能够保证的话，这个费用就会低不少，患者能够承受，救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
推动医疗器械创新也符合新医改的要求。医改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从而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产医疗器械做得好、用得上、用得好，会有更多百姓受益。
（霍勇，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招标定价时国产支架单价0.8万元，进口支架1.6万元。
董何彦：国产进口同质不同价伤自尊
2015-02-04期06版
我们企业主要是做心血管器械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我对我国医疗器械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个流程都很熟悉，对国产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一些困局，深有体会。
首先是政府采购招标困局。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产支架和进口支架同质不同价。在招标定价时，国产支架平均单价为0.8万元，进口支架却为1.6万元。2013年国产支架已占我国支架市场的78.8%，国产支架质量和国外的没有什么差别。考虑到关税的问题，进口支架可以在价格上略高于国产支架，但不应该高出这么多。在自己的国家遭受价格歧视，让我感到没有尊严。呼吁国产支架和进口支架同质同价，平等竞争。
另一个问题是先上市的原创产品定价低于后上市的跟进产品。支架招标总以历史最低价为定价基准，造成后上市的产品反而能够获得高定价，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每次招标价格都会往下压，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有的企业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其价格没几年就被后上市的仿制产品超过了，这是在鼓励创新吗？建议国家出台一个最高限价，在此价格线下给企业适当的议价权。
还有就是，国家下放招标权以后，现在支架是层层招标，导致企业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忙于各种招标，而不是去追求创新，把产品质量提高。
招标定价表面上看确实把支架的价格降下来了，可国产支架和进口支架降价幅度迥然不同。据统计，国产支架招标后价格平均下降27.3%，进口支架下降15.8%。但因为进口支架定价比国产要高得多，所以实际上进口支架的价格要明显高过国产支架。所以建议取消进口支架的“超国民待遇”。
第二大困局是高税收、高成本、低价格导致企业利润不断收窄。目前支架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要缴纳17%的增值税和25%的所得税。支架的原材料需要全部进口，在这一环节上要缴纳增值税和关税，出厂环节还需缴纳增值税，由于原材料单位用量不大，增值进项税抵扣额度很低，企业税负过重。加上近年来人工成本、市场成本、销售成本逐年上升，招标中轮番下降，企业发展受到制约。呼吁国家比照生物制品企业4%的税率向国产支架企业征税，同时优化产业链生态，让创新“获利”，使民族品牌“挺起腰杆”。
第三大困局是国产支架的医保报销没有优势。目前国产支架医保报销70%，进口支架报销60%。在国产支架价格仅为进口支架的1/2时，不利于国产支架的推广。在国产支架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应适当降低进口支架的报销比例。
在国产医疗器械领域，目前只有心脏支架实现了国产化逆转，但政策环境还不适应这种逆转。民族医疗企业需要有公平的市场环境。这样，企业家才能看到希望，民族产业才能避免被外资收购。
作为民族医疗器械企业，我们非常愿意履行社会责任。比如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快速救治，我们愿意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器械，计划在未来5年拿出1个亿的产品，协助医院建立“先救治，后付费”的快速抢救通道。
（董何彦，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生物医学材料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总量居世界第三位，现有1.5万多家医疗器械企业，仍以“多、小、散、低”为主。
焦红：鼓励创新强化风险控制
2015-02-04期06版
在整个国际医疗器械市场，美国占第一位，欧盟居第二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就国际市场而言，中国大概占11%左右，依然不足。发达国家的医药行业中，药品市场和器械市场的比例是1:1，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医疗器械市场已占药品市场的17%。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医药进出口总额里，医疗器械的比重较高，占到了近38%，这证明医疗器械在我国医药进出口中表现得非常活跃。
我国现有1.5万多家医疗器械企业，仍以“多、小、散、低”为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我国中低端医疗器械都占有很大的地位，而在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国产产品的比重不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创新水平偏低。
严格评审避免政府“拍脑袋”决策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根据国务院新的“三定”方案，对整个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经营、使用进行了全环节监督管理。尤其是整个国产医疗器械的创新，是近两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在总局里分管医疗器械工作，所以，近几年我更加关注医疗器械的监管政策，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针对创新体制问题，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新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在这个条例里，一方面体现了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在医疗器械风险管理上，既强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也强化了使用环节的管理和相关的罚则。
在此基础上，2014年2月总局又发布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试行)》，该程序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从去年3月到年底，包括国产进口医疗器械在内，正式申报的有100多家，经过专家评审，已经进入审批通道的有15家，这15家目前都是国产的。我们在创新产品审批程序里重点体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第二是体现国际创新。
为了把这两个导向体现好，避免政府“拍脑袋”决策，我们与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进行了合作，由该学会专家判定哪些创新产品能够进入评审程序，我们只做服务，不进行判定。目前这个运行机制还是比较好的。第一，政府部门与国家高端学会充分进行合作，评判比较严谨；第二，这个学会有包括从事医疗器械研发和临床使用的相关专家，他们通过学会方式参与创新产品的评判，比较客观。
因为创新产品的安全风险是不可预知的，所以产品经过创新审批通道后，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要对它有更好的研究，我们监管部门也要做好两点，一个是早期介入，加强沟通。另一个就是科学评审。单个审评员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改革了审评模式，让审评小组对创新产品进行审评，这样可以加强跟企业的沟通，还能提高对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把关水平，使创新产品在最短时间内走向临床。
未来3年评审能力接近或部分达到国际水平
当然，光靠这个程序还不能真正支持国产医疗器械创新，现在我们正在着手启动整个审评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必然是多方面改革政策的综合使用。我们的初步目标是想，经过3年，我们整个审评能力和水平接近或部分达到国际水平。届时，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如果能做到国际化的创新，一定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内临床应用。
坦白地讲，目前我们的审批能力和国内医疗器械发展需求相比是有差距的。包括各位委员提到的要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具备法律素养的审批和监管队伍，我们正在努力，但是这需要长期进行专业化的培训。
企业虽然是创新主体，可只有在各种相关政策的支撑下，通过企业、政府部门、临床专家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共同促进整个国产医疗器械的创新发展。
(焦红，全国政协常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焦雅辉：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
2015-02-04期06版
我们非常希望国产医疗器械能在我国医疗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从今年开始，我们又要进一步加大医疗控费的力度，医疗器械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所以加大国产医疗器械的市场供应，既符合眼前的经济利益，也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对于国产医疗器械，我听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企业方面，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说国产的质量很好，我们的质量不亚于国外产品，或者已经接近国外产品的水平。但是临床这边反馈的信息却说国产产品和进口产品在质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售后服务这一块，还有很大差距。
我认为国产医疗器械发展有赖于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企业，你的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售后服务要跟得上。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国内能够有一个第三方评价机构，特别是上市后的评价机构。这个第三方机构要对企业上市产品做长期的跟踪评价，用数据和事实来说话。有了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报告出来，我相信，无论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医院、医生或者患者，肯定会选择质优价廉的国产产品。
其实，很多三级医院都在使用国产医疗器械。建议三级医院不妨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国产医疗器械，做一些临床比较和验证工作，拿出一个科学客观的报告来。这样政府主管部门在做决策的时候，就有了有说服力的依据。
（焦雅辉，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处长）
韩雅玲：给创新产品找个“保姆”
2015-02-04期07版
改变招标环节乱象
招标是一个产品的出口。企业投入大量时间和经费，再加上临床医生配合，好不容易研发出来新产品，如果招标这一环节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产品的创新和落地。
但目前医疗器械招标环节太多，非常牵扯企业精力。而且有些招标策略并不利于产品的创新开发。有些新产品研发的过程投入成本较高，如能以自己的特点取胜，招标时价格比同类的产品稍微高一点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招标政策一味地强调最低价，似乎不太合理。招标时以市场占有率取胜也不合理，创新的东西刚面世，怎么可能有什么市场占有率？
每年几千家医院购买医疗器械招标都需要专家、管理部门等多个环节评审，建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组成专家组每年统一招一次、再补一次，或再放宽弹性政策，对西部、贫困地区等放宽一定幅度，在国家指导价基础上，允许上下浮动，减少招标乱象。
加强对CRO的指导监管
每一个创新产品都需要一个“保姆”，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就相当于一个“保姆”，把创新产品这个“孩子”带大，对他们加强培育、指导和监管。
过去我们不了解CRO，但现在知道CRO可以作为制药企业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具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临床研究队伍，降低制药企业的管理费用。
过去几年CRO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质量参差不齐。国内有些CRO公司，要不价格太贵，干的事有限，要不就是价格不太贵，干得很一般，弄到最后临床医生和企业都很累。我觉得应该向美国昆泰学习，他们确实非常追求质量，跟他们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从方案到各种各样的服务，质量非常好，我们感觉非常正规。
CRO这个行业很重要，又是新兴行业，因此加强对该行业的培育、指导和监管，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打造全产品线
我建议比较大的医疗器械企业，在做到一定规模后，要着力打造全产品线。小到针头线脑的配件，大到支架这样的产品，全都能生产。现在进口的基本是全产品线，我们也可以在不太赚钱的小配件上下点功夫。这样做可能有些东西会赔钱，但只有这样，国产产品才能撑得起完整的一台手术，才能真正打破国际垄断。所谓的产品创新，不能完全从利润出发，还要从临床需求出发，还要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
最后，我特别希望今后建立政府、研发人员、研发部门之间的对话平台和沟通机制。这样来自社会各界、各方面的诉求，就能更好地反映上来。
（韩雅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范利：研发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
2015-02-04期07版
三甲医院的临床医务人员使用医疗器械的经验丰富，这决定了他们可以作为医疗器械创新的主力人员，国产医疗器械企业的创新研发应多听取医务人员的意见。
我有几条建议：一是建立临床需求型的研发模式。不是哪个赚钱多就搞哪个，要根据国情和各级医疗机构的需求，研发生产不同层次的医疗器械，高端、复杂的进大医院，基本、易普及的要进基层、进家庭、进社区。
二是依托三甲医院建立国家级的医疗器械研发论证评价中心。这个中心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促进企业与医疗机构密切合作。同时对已上市的医疗器械产品进行再评价，支持好的产品注册、使用，效果不好的要淘汰。
三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部牵头，成立中国的医疗器械政、产、学、医、行业联合工作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动国产医疗器械创新。
（范利，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
池慧：早期介入 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15-02-04期07版
对于国产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我认为应该早期介入，无论是研发机构还是生产企业，要较早地对标准和监管有所认识，这样我们的产品推进可能会更顺利。
大家都看到了医疗器械发展的潜力，纷纷投向这个行业，我有点担心大家一哄而上，这些企业能否完全有序地从事这行，还是大家只盯着将来的收益来做研发生产？手机、彩电等产品可以完全自主选择，医疗器械不一样，它有强制性应用的特点，将来很多产品是由政府来支付的。所以，政府在监管上，在整体导向和宏观调控上要早期介入，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另外，医疗器械创新研发中提出的问题来自临床，科研成果将来也要应用到临床，因此首先应该让临床人员从一开始就参与医疗器械的研发，听听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最早我们评审项目的时候，感觉研发机构的比较多，特别是研究院所的比较多，他们更多基于自己的技术来做研发，然后拿到临床去做实验。可是很多时候，临床医生发现它并不适用。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加大力度，推动临床人员，特别是临床医生参与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比如在专利、股权分配等方面，给予临床医生一些激励政策。
（池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俞光岩：国产产品售后服务还有欠缺
2015-02-04期07版
我是口腔医学专家，有些国内企业的口腔治疗器械已经做得很好，再加上价格优势，他们在国外已经有很大一片市场。但从整体看，国产医疗器械发展还是明显滞后的。
比如种植牙用的种植体，基本上都是进口的，价格很贵，大概一个种植牙要1.5万～2万元，一个患者做十几个种植牙就是一辆轿车。有一次，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韩启德跟我们商量，这个口腔种植体我们能不能研发一下，搞出自己的东西来。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种植体仍然以进口为主，我们可以设计，可加工工艺还是差点劲。有几个公司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可市场份额仍非常小。
对此，我有几个想法：一是转变思想观念。2008年，我们北大口腔医院新的医疗大楼建成，一下买了250台机器，全是进口的。当时认为，大楼很漂亮，设备也应是国际一流的。我们自己也有疑问：国产的是不是质量不好？我们对国产器械为什么不自信？所以说，鼓励使用安全合格的国产医疗器械，医院管理者首先要转变观念。医生也要转变观念，倡导使用国产产品。再有就是患者和家属，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进口的好，有些国产产品质量不错，价格也便宜，完全可以使用。
二是企业一定要严把质量关。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只有质量过硬，才有品牌和市场。
三是做好售后服务。对用户来说，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质量，同样的价格，比较的就是售后服务，这点国产医疗器械还有欠缺。不论是卫生管理部门，还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对企业售后服务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要求。
（俞光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原院长）
史大卓：选取有代表性的领域力争突破
2015-02-04期07版
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我特别希望国产医疗器械有更大的发展。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鼓励国产医疗器械创新，建议国家设立医疗器械专项研发基金，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域，进行科研攻关，力争有所突破。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有文化自信，在对待质量稳定的国产医疗器械的态度上，我们能不能有自信？招标时进口医疗器械的价格比国产高得多，有什么依据？有没有一个系统合理的评估？如果经过系统合理的评估，国产医疗器械的质量、稳定性、运行指标等确实不如进口的，那可以降价。但在没有客观评估的基础上盲目降价，这将对国产医疗器械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建议尽快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由医生、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史大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
万征：国产医疗器械先把基础、常规做好
2015-02-04期07版
我认为，要让大家认可国产医疗器械的质量，并非要占领绝对高端的一头，而是把基础、常规这头先做好。基础、常规的关键部件和器械，如果能过关、能铺开使用，那么我们的产品不难走出国门。对心脏介入中的一些关键部件，比如我在读研究生期间，给病人做导管监测时要用到的三通。当时一个三通卖3000元，还得上国外去买，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要从德国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国内没有。其实一个三通可以连接两个球囊导管到尾巴的那个关口，这样一个泵就可以打起两个球囊，可以为病人省近千元。这个小东西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中国就是造不了。
建议推动建立基本常用医疗器械的定价体系。医疗器械行业里的条例和管理办法、行业基本规则等，应该尽快出台。医院和医生应对成熟的国内产品给予强力推介，尤其在支架介入之前，医生的推介是很重要的。
（万征，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教授）
傅向华：建议研发国产心梗器材包
2015-02-04期07版
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救治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心血管疾病的微创化治疗，我国已经做到了86%，这是很大的进步。这里有国产医疗器械的重要贡献，比如支架，我们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可及性和经济性。
但是我们在急救心梗这个领域确实滞后,成功救治率很低。这种病的治疗手段主要是早期植入、介入器材和溶栓，但目前手段跟不上。比如在医疗器械方面，国外有急性心梗治疗的器材包，我们能不能针对二甲医院研发出一套低价、高效、安全的国产器材包，保证基本治疗，帮助提高救治成功率。
（傅向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
-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2014年的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已经占到药品市场的17%。不过，目前仍面临着一些难题，比如科技创新水平不高；产业化水平较低；高端医疗器械基本上被国外垄断；招标中，国产与进口同质不同价等等。国产医疗器械如何实现突围？如何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引潮流之先？